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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十九大提出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当中的第五个方略。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理念,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奋斗中得来的一个结果。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理念,不是一种具体制度,对这一理念要坚持和贯彻下去,就必须要有系列相应的制度作为保证。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理念,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民主。此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的民主,更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接下来我们主要讲三个方面:

一、为什么人民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够当家作主

这里面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必须要搞清楚。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人民”这个概念?第二个人民只有人民成为了主体,人民才能够更好的当家作主,所以人民成为主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基础。第三人民要实现当家作主,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来实现。

(一)如何理解“人民”

“人民”这词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专利性发明,早在启蒙运动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就提出“主权在民、人民主权”这样的概念,以对抗“主权在神”“主权在君、君主主权”。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就是人民主权学说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之一。他提出,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关键在于人民自己是主人而不是作为神或神授君主或某种力量的奴仆。可惜的是,启蒙思想的“人民”在还只是停留在抽象中,悬浮在精神的“天国”,并没有下降到现实的“人间”。

另一个哲学家黑格尔也从国家是绝对的客观精神的角度出发,他反对把“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对立起来,他认为人民离开主权就不可能存在。他说:“把君主的主权和人民的主权对立起来是一种混乱的思想,是一种荒唐观念。”在黑格尔看来,人民被认为是依附于君主的,只有在存在国家、存在君主的情况下,人民才有可能存在,才谈得上有主权,也就是说黑格尔在这里也就完全否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这与卢梭他们相比,他们两个人的主权思想,都是还停留在天国没有下降到人间,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的维新主义史观决定了,他不可能实现,但是他们两者的观点又是截然不同。

在我们中国古代事实上也有“人民”概念的思想,“人民”概念的影子。比如说,“为民作主”,“为民作主”作为一种清官情结,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面居有崇高的地位。有句俗语叫:“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一度成为了古代官员自律的一句格言。比如说我们的庄子、我们的孔子、孟子、荀子都讲过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孔子说的“民为邦本”,“爱民如子”;孟子讲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荀子也讲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这里所列举的“民”都孕育着“人民”的内涵,当然也表达了君王统治国家时透露出的一种为维护自己的长久的统治地位,而透露出来的“为民”执政的初始理念。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古代,“民”都是指向数量上的大多数,我们都可理解为是与少数统治者相对应的一个政治性概念。也就是说这样的“民”在统治者眼里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欺骗,用来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永久性的统治,完全被视作为工具,从来不被承认是历史的主体。

马克思怎么看呢?马克思认为“人民”是一个集合体,是一个阶级与阶层的集合体,什么的阶级与阶层的集合体呢?就是能够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这么一个阶层和阶级的集合体。就是说这些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都居在一个主体的地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里的“人民”与阶级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马克思曾经讲过,“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恩格斯同时也曾明确指出过,构成人民的人是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他跟马克思不同的是马克思讲的是城市贫民,他替换成小资产者。那么与马恩相一致的,毛泽东主席也特别强调了人民的阶级维度。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接下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又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当然在毛泽东这里人民是一个可以变换的概念,实际上“人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人民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它的构成部分是不同的,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它不是否定阶级,但可以理解为是不同阶级或不同阶层的统一体。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少谈阶级,更多的谈阶层。因为阶层带领阶级,但是阶级的客观存在我们不能够忽略。人民里面即使其中包括的阶级,但是指的也不是对抗性的阶级,而是可以团结起来的阶级。就是说在这一点上人民的概念,其实是对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概念的相互的补充,另外它比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内涵有着更广泛的所指。

当然我们在理解“人民”时,还应该准确地区分“人民与公民”、“人民与精英或者英雄”之间关系。“人民与公民”的关系,公民是法律概念,强调权利义务,人民是政治概念,强调敌我关系。在今天有些人认为要强化公民概念和公民意识,主张公民社会,要淡化甚至代替人民概念和人民意识,这是极端错误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实际上,人民就是公民的集合体,是公民的集体性存在形式。我们都知道公民强调的是个体的不同意志、不同需求、不同利益、不同智力体,人民则强调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利益、统一的需要。

在“人民与精英英雄”关系的理解上,特别要注意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个先锋队,另一方面党又是人民的一分子。对此,毛泽东邓小平都有过工具论的论述,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一种工具,一种为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一种工具。它没有自己的利益,这是第一个方面人民的概念。

第二就是人民成为主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条件。就是说人民在历史当中,是处于主体地位。但是历史上我们被一些人,被一些思想家所责备、所覆盖。人民在历史主体地位,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才被得到承认。人民的主体包括二个方面内容,其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有句名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绝大多数人参与且又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在这里,绝大多数人实质上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民的概念,即是一个量的规定也是一个质的规定。说它是量的规定,是因为他们是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占有绝对数量优势;说它是质的规定,是因他们的参与而推动了社会发展与进步,历史是由他们创造的。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参与如果是简单的参与并不等于是历史的创作者,就是说深度的参与也不等于历史的创作者。如果他的参与是阻碍社会发展进步,那么他就不是属于人民的范畴了。

马克思还说:“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大写的人,指的就是《宣言》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另一形象的表达。在中国,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只有他老人家才能才会喊出“人民万岁!”,这可能在我们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时隔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到先也就是说到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也向全世界喊出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第一个内涵。

(二)人民成为主体,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前提基础

第二个内涵,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刚才讲到了,我们从理论上或理念上承认人民为历史的主体,我们才能在现实中激发出人民的主体意识,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主人公地位,积极参投入到革命中来,通过革命手段改变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转化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民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

(三)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民主制度来实现

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民主制度来实现。刚才讲了在西方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视“民”、“人民”,讲到了主权在民。对于怎么来实现呢?他们认为通过民主制度可以实现,但是他们的人民,他们的民主制度,刚才讲到他只是停留在天国,没有降落到人间。但是他们已经在把人民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一起思考了,这在历史的发展上也是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真正的把人民与民主制度从天国下降到人间,现实的人间,应该是关于的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提升。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人民创造出来的,国家制度理应服务于人民、确保人民主权现实化;民主制就是这种国家制度的最理想形式;只有在民主制中,人民才能成为国家制度的自我规定,国家才能保障人民主权的实现。当然马克思在这里讲到的民主指国家,不是指当时现实当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强调的是高机遇,将来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考察研究了当时资本主义现状,认为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这种民主制度,还是没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的“现实的人”是一个个的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之间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和不平等,是划分为对立的阶级的,根本就没有人民整体性的存在的空间。为什么这样讲?在当初反神权反封建的过程中,当时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能结成同盟统一行动,来共同反对封建贵族。但是“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阶级对立化了,就是整个社会简单化为两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阵营。

这里就是说资本主义自我标榜的民主制,实际上在当时利用完“人民”之后,把“人民”排除在国家的“自我规定”之外,“人民”成为了资本国家的被支配者和被统治者。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一个委员会罢了”,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工具了一种机器。所以说“人民”在资本主义只会一种政治上需要的抽象概念,从来不存在过于现实中,资本主义民主制也就只能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制,根本不会也不可能去保证人民主权的落实。

通过对资本主义现状的分析,马恩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理应成为国家生活和国家制度的主人,实质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自己统治自己,人民本身就是统治者或主权者,现实的执政者或统治者只是受人民委托或代表人民来行使国家权力,人民再也不能像传统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就当成权利作用的对象,一种工具,一种被奴役被剥削的对象。社会主义就是这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生活和国家制度的主人的民主制度,一种最好的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充分保障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使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实现管理国家的权利。因为这一点,它在本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表面上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却以性别、种族、出身等各种强加的理由把人民排斥在民主之外,比如美国,美国在建国初还非常强调民主,但是美国的黑人,美国的妇女在多少年之后,斗争当中才获得他应有的权利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更准确的讲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或者说是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的民主。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小的结论,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能否真正实现,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试金石。

二、人民如何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怎么落地?刚讲过,只有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能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生活和国家制度的主人。所以,我认为探索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两个方面是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保证,制度上的保证。也就是说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分两个小节来讲。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追求,第二个是在建立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落实人民当家作主。

(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追求

我们都知道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目中,一直就有“民主立国”的思想。我们建党以来的决议和宣言中一再明确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记得在1945年在延安,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当时毛泽东就直接回答,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就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对话就是我们有名的叫做窑洞对,就是黄炎培与毛泽东主席的对话。

到了建国前夕,即1949年6月,毛泽东为了纪念党的生日,也是为建国奠定理论基础,他当时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重点论述了新中国的国体,强调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客观需要和人民的国家,在国体当中的关系。他在回顾中国28年革命的历史后,带有总结性的话,这句话这样说的:“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又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实际上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对我们的国体,甚至对我们国家的新中国的名称都已经有了一个雏形,都有一个答案。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集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方面的领域的头头脑脑来到北京共商国事,共同讨论建国的问题。在研究过程,研究和讨论过程当中,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新中国的国名问题,以如何明确表述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而进行了深度热烈的探讨。当时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在不同的思想背景理论、理论背景,提出过很多的名称。最后归结为四种,拿出了四种观点有代表性的,其中一种就是主张用“中华民主国”,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用“中华共和国”,第三种观点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第四种观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四种代表性的,最后,多数人同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第四种意见。为什么要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使用其他三个的名称?董必武同志当时代表政协所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的草拟情况和基本内容》的报告只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爱国人士,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了。”董必武同志的这句话,事实上就已经表明,“民主立国”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也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也已经确立无疑。

(二)在建立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落实人民当家作主

现在我们回到刚才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表达了三层意思。我们看第一层含义就是“中华”,它是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特色,我们国家是1+55,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国家,一个汉族加55个少数民族。人民共和国,人民实际上我们讲了我们的国体,我们想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国体。“共和”讲的是,第三层意思是共和,共和讲的是我们的政体,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势,这个政体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国体,指明了我们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民主专政的,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性质。

那么这种国体和政体实际上就把我们所讲的“人民性”“民主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是我们的政权源于人民,我们的政权也应该是服务于人民,为了人民,其建设要依靠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肯定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那么这种好的制度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下面我分两个方面来阐述。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与人民当家作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二个方面就是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的一系列政治制度。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建立与人民当家作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常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讲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根本条件首先是在经济上当家作主,如果没有这一条,人民的其他民主权利也都无从谈起。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在政权取得之后,在探索经济体制的建设中,只是考虑到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高度一致,就实行“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平均主义式的分配制度。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的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我们当时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一个初级的阶段。

所以我们党在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道路上,走了弯路,犯下很多错误,结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严重打击。就是说在这种历史时期,人民连衣食住行就存在问题,衣缺衣少穿,吃不饱、穿不暖。住呢?就像大城市里面比如上海、北京,7、8口人住个几平米的房子,行也是,当时的交通工具是个什么样的现状?我们大家我们都可以从历史的文献中看得出,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人民群众吃饭要有粮票,穿衣要有布票,吃肉要有肉票。

所以说整个社会的经济是一个极度短缺的经济,经济上我们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受制于这种贫穷,所以说后面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怎么样改变这种贫穷落后?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的行使,首先我们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现状,改变这种贫穷的状况,不能你老是拿着布票买布,拿着粮票去买粮。这种生活,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这种社会生活里面,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当家作主的权利怎么来保证?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大力发展解放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从而提高国家经济实力。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优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是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生产力的创作者是谁?他的主体是谁?他是人民群众。那么要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那么必须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拥有生产的决定权和管理权,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实现这一步,我们就要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经过40年的改革,到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一种分配制度。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除了公有制占主体之外,这是毫不动摇的坚持以外,我们还可以让其他各种能够带动社会发展的经济成分都可以拥有,比如说私营、民营、外资、合资我们都可以让它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

在分配上,除了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之外,我们可以使各种生产要素按照他参与积极活动的贡献来进行收益分配,这就可以足以保证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当家作主。就是说这个经济制度与我们基本国情是相适应的,这种经济制度保证了人民在经济上的当家作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来;所以说我们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速达到9%以上,连续40年,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罕见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日本了居世界第二。2010年到现在又发展这么多年,那么我们与世界第一与美国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与日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

2017年我们的GDP总量达到了82万多亿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也得到大大提高,2017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近9000美元。这离当年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战略,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到本世纪21世纪中叶,我们的收入水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际上我们现在的9000美元,已经远远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在向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进军。在2010年我们GDP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的时候,我们人均GDP就已经处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夯实,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不仅仅是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已经提升到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开始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品质的需求。这是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他当家作主在经济上的地位。

第二就是我们建国以来,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为了保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不变质,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我们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有四项也就是1+3政治制度。1指的是一种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是另外三种基本政治制度。下面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四种政治制度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怎么样形成的。

我们先看第一种政治制度,第一种就是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都知道,大家很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我国的政体,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它是我们的一种根本政治制度。它既是我国国家性质的本质体现,决定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它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各项制度出台的源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直接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所以胡锦涛对人民代表大会制有个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捋清楚,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与人民大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不是一回事,是有区别的。制度是根据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根据律程序,由选民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地方各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承担这个职责它是个组织形式。而代表大会是种权利机构,就是选出来的代表人民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交给他的权利。

人民代表大会制历史的形成,它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里面就明确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的宪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此54年开始,人民代表大会制正式确立并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制选出的人大代表,所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它拥有什么权利?它就拥有最高立法权,对国内外大政方针的最高决定权,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权、决定权和罢免权等权力。

这种制度在中共八大以后,因为受到“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停开。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以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得到恢复和逐步完善,重新走上了正规。

1982年在颁布通过新的宪法的时候,新宪法在总结1954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地进行了加强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把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第二是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增设了一系列的专门委员会,用它们来保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常性工作;第三是恢复建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国家领导人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很重要的;第四是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第二个重要的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制度了不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在国家范围内实行的协商民主制度。仅就从中央到县级设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看,我国这种独特的协商民主制度就远比一些西方国家只在社区范围协商社会事务的层次要高得多,效果也好得多。但是这种制度它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它是萌芽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确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经过文革灾难之后,它恢复、发展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其实它的制度化、规范化于新世纪之后才开始。

刚才讲到1949年9月召开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还通过了另一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这个法的通过实际上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是对制度的贡献上,就一个纲领、一个组织法,一个奠定政治基础,一个奠定组织基础。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之后,各民主党派和非党派人士这种参与国家制度的建设、国家各方面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如雨后春笋般地爆发出来了。就是说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体现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政党合作由过去带有统一战线性质上升为具有国家基本制度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合作制度。

为了进一步来加强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更好地来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1956年毛泽东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论十大关系》,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出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从1957年以后,57年我们“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20年,中共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遭到严重损害,几乎处于停止状态。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在总结这20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民主党派的性质、多党合作制度的定位,以及党与它之间的关系,它的作用的发挥,我们进行了拨乱反正,并且有了实质性的新的发展。那么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认为我们民主党派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参政党”,不是西方所说的在野党;提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并且更重要的是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八字方针,扩展成为十六字方针,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上面加了八个字,就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是由八字方针扩展为十六字方针;同时还把对民主党派工作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由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改造转变为为社会服务。也就是说从政治领域转向社会经济领域,并制定和出台了一系的保障制度和政策。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都知道西方的“和平演变”在苏东得手后,苏东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改旗易帜了,社会主义运动跌落低潮。那么在“和平演变”苏东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就把开始将重点目标对准中国,又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和平演变”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因为在这十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西方各种政治思潮的影响特别严重,国内弥漫着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在1986年我们就开始闹学潮,到1989年其实我们也发生了严重政治动荡。好在我们的主要领导人立场坚定,很快地平息了这场动乱,如果这场政治动乱没有平息的话,我们也有可能步入到苏东的轨道当中去了。

当时在政治上一些激进分子极力主张取消共产党领导,要对这些民主党派要放开,要让它们独立起来,实行多党制。面对这种国内国际背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要不要坚持下去,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如何坚持下去,成了社会上党内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话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到1989年12月底也就是12月31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到第二年就是1990年2月,《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社论是《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神圣责任》。就这份意见和这份社论,其实就对“要不要坚持下去”、“能不能坚持下去”、“如何坚持下去”三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详细的回答。

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理论的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的不断健全,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也得到社会的认可。既然得到认可,那么它在我们的制度体系里面地位也越来越高。于是1993年我们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地为了避免刚才这个争论,明确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这是多党合作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从此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因为上升为国家意志而更加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以后就再也不会存在这种制度要不要的问题、坚不坚持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坚持的问题了。

进入21世纪,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新的要求都有了新的变化,挑战与机遇也是新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这个制度的巨大政治优势及其政治功能,来推进我们伟大的事业?在2005年,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这份《意见》里面对原来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行了固定,同时又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特别是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里面明确地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对协商民主制度重点突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是第二个制度。

第三个基本制度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在这么大的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里边实行的能够体现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同于联邦制,也不同于苏联搞的民族自决,它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管理民族地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它既有利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也有利于特别照顾少数民族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少数民族是偏处一隅,基于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它这个社会发育程度是非常之低。它跟内地的发展的差距特别大,甚至跨越了好几个社会形态,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处刀耕火种的一个原始状态。我们实行民族区域制度有利于特别来照顾这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它们的经济发展。

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探索民族地区与民族问题解决的方式方法。在早期我们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探索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过一些很幼稚的方法,但是我们总体来讲是朝着越来越正确的方式方法发展。这个幼稚的方式是指什么呢?在1940年以前,特别是我们党成立到40年之间,我们是受到列宁思想、共产国际的影响,苏联的影响,就是我们更多地是认为用民族自决就可以处理我们国内民族问题。但到了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毛泽东写了一篇《论新阶段》的一篇文章,这就代表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从联邦制从民族自决转向了民族区域自治了。这是一个时间节点。也就是淡化民族自决,淡化原来一直主张一贯主张的民族自决的观念,要提倡民族区域自治。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1947年新政权还没有建立,就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到现在我们总共成立了5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5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于195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都成立于1958年;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时间是最晚的,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65年9月1日才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这5个自治区成立之后,下设成立了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在2014年之前只有119个自治县,到了后面因为新增了一个,现在是整个是120个自治县。整个我们形成了一个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刚才讲的自治的地方包括是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

这个制度它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它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然后设立自治机关,让他们来行使自治权。这种自治权的行使,实际上对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充分的体现和保障。就是说这个制度充分体现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国家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有机的结合。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国家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团结平等合作和共同繁荣的一个根本原则。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了建国以后,又是怎么样的不断地完善,形成完善起来的?1949年9月的政治协商会议,首先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们应该实行民族自治自治,要在民族地区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那么1952年中央政府委员会又批准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个纲要实际上是以《共同纲领》为原则确立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对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到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进一步肯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1954年《宪法》的肯定,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不幸的是到了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文革结束以后,到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提出:“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到1982年新《宪法》,新《宪法》在吸收总结54年宪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且根据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新的一些情况,增加了新的内容,对制度进行新的、更为完善的规定。在新的规定的基础上到1984年,我们就完成了法制建设的飞跃,就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法律。

这个法律的颁布实施,对于保障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利,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维护国家的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个法律有一些不适应了,需要作一些相应调整,这也是事物发展规律。怎么调?到了什么时候调整呢?到了2001年2月份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了适当调整,对许多条文进行了修改。修改完了这次法之后,2003年、2005年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把法律的一些原则规定具体化,要有可操作性,以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到2005年国务院制定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实际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个配套的行政性法规,这也是第一部。

第四个制度,就是逐步完善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是在我们这么大的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里面,以法律保障城乡基层群众的自治民主,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对于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承认确立,真正的时间是在党的十七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写入里面,并与前面讲的三重制度合在一起,纳入到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成为四大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是恢复城市居民委员会。就是经过文革破坏之后,首先把城市居委会这种组织建设把它全面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在1980年为了更好地恢复,我们首先从组织上从法律上进行保障。1980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公布《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82年,首先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到了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标志着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建设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从此发展到2016年底,整个我们国家的居委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3万个,居民小组已经达到了142万个,居委会成员已经达到了54万多人。

接下来就是村委会。村民委员会比城市居民委员会出现得晚,村委会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农民自己的一大发明一大创举,它是在农村改革中自发出现的新生事物。因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承包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农民自己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因为有上面制度的缺位,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制度的缺位,老百姓自己得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解决这个问的实践过程当中,就发明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开始名称不一,各个地方不一样,形式各异。到了1981年国家才统一改称村民委员会。1982年,把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统一写进入了宪法,并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都作出具体规定,这是我国制宪史上的一个创举。到1987年,我们就制定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试行的村委会组织法。1998年把试行两个字去掉了,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与居委会组织法整整是差了10年,居委会是1989年公布的,我们的村委会组织法是1998年,整整差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组织法的颁布实施,使我们国家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截止2016年底,我国村委会有55.9万个,村民小组有447.8万个,村委会成员有225.3万人。

这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施,充分保证了基层广大人民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有利于基层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有利于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本质。当然,除了这四大政治制度外,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具体制度。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建设体制等等。这些具体体制都在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

三、进入新时代如何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十四个坚持”。其中,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基本方略之一。接着,在报告第六部分有一节专门讲的就是如何“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部分里面对如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出了全面安排与战略部署。就是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再提出要根据新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要求、新任务以及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以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方方面面。

怎样健全这一制度体系?根据对中央精神的理解和我个人的思考,我们觉得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来着手。

(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里是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统一问题,就是说如何来保证它们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我们第一最根本要做的。那么坚持党的领导本身就是基本方略之一,放在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五个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第六个基本方略,就是说在这里要更好地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我们就要把这三者的有机统一,要把它坚持好。那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它这个有机统一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这是一种本质体现。

首先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上我们就不能含糊。坚持党的领导十九大报告里面讲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首先党是一种全面的领导,不是某个方面的领导。如何来保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我们在今后要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那么首先我们要完善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要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地治理国家,用这些手段来保证党的全面领导。在十九届三中全会上,我们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里面,对于如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了更加全面的设计,提出了顶层设计,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保证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能够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并规定了原则要求,这是一个方面。二是为了强化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以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决定》要求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和其他组织中设立党委或党组,并接受批准其成立的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定期汇报工作,以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同级组织中得到贯彻落实。还要加快在新型经济组织和新型社会组织“两新组织”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做到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的两个全覆盖。三是优化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机关党建、教育培训等部门职责配置,并进一步明确加强这些部门归口协调、统筹工作的职能,以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四是针对当前影响党政机构运行效能的问题,根据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要求,统筹考虑设置党政机构,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党政机构新格局,破除部门化、局部化障碍藩篱,以增强党的领导力和政府执行力。这四个方面是决议里面对我们今后怎么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做出的部署。

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本质特征,我们党也是在今后的过程当中首先从理念上我们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的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要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更关键的要着眼于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他们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建设。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我们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里面专门去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做出了决定要全面依法治国。关键是要干什么?关键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不能走其他国家的道路。我们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能受宪政思想的影响,不能搞三权分立,不能搞多党制。同时我们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这方面要多加努力,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进一步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保障人民充分行使国家权力

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进一步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保障人民充分行使国家权力。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们的政体,我们肯定要坚持。但是在坚持之余,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地要去推进它。其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根本制度的安排,完完全全地体现了刚才前面讲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统一。这个三统一实际上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的体现,这个制度安排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怎么样与时俱进地来完善人民代表制度呢?工作的着眼点在哪里?

一要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大力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就是说要改变过去好像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个橡皮图章是个摆设,要改变人民这种印象,要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在两会的时候才看得出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但是会议一开完,这种关系就已经结束了。怎么样使这种关系时常保持紧密的联系,保持长期的联系,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建设,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要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你不能把一些不合适的人放在里面,他就不可能做出合适的事,不能够完成他胜任的工作。同时还要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保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更好地通过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使人民的意志能更好地体现为国家的意志,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这几年我们在人民代表的比例、代表性方面我们确实在不断地进步,一届比一届有发展有进步。这次十三届与十二届相比,比如说妇女代表人数就提高了1.5个百分点,占代表总数的24.9%,妇女半边天这种地位就显示出来了。一线工人、农民代表数也提高2.28个百分点,占了代表总数的15.7%。专业技术人员代表也提高了0.15个百分点,占代表总数的20.57%。党政领导干部代表降低了0.95个百分点,就是我觉得党政领导的干部的代表总人数还可以稍微地降低。这样一来就可以使我们各方、各领域、各层次都有合格的代表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三)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各阶层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协商民主刚才讲到,是我们的独特的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以宪法法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实现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这一制度安排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产生的对抗分裂的负面因素,避免了唯票取人当中这种漫天许诺,选举时要选票时人民有权让人民出场,但是选举后投票完了人民无权人民就退场了,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管是理论上、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做出了发展。那么发展的第一个体现就是说提出了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第二个发展是什么呢?首次提出“政党协商”的概念,首次系统规定了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七种协商渠道,并把政党协商放到首要的位置。同时还对于如何加强政党协商我们出台了一个实施的意见,对政党协商完整的意义予以表述。这是我们中国多党合作史上第一个系统规范政党协商的制度性文件,开启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崭新篇章。

(四)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们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持续展开,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得到质的提升,基础设施各个方面精神面貌都得到大的发展。但在发展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区域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还有民族之间矛盾,还有国家统一分裂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比如说2008年在西藏拉萨爆发的“3•14”事件,2009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7•5”事件。尽管这些事件有分裂势力在背后支持,但是这里面暴露出我们没有解决的许多矛盾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政治敏锐性。

对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作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怎么调整怎么完善一直十分重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习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定要做到“两个结合”:一个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是在统一的前提下的自治,不是抛开统一的自治。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自治,强调自治的同时一定是要先强调统一才能强调自治。第二是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我们之前更多的强调民族因素、民族成分,这个有些民族地区它的民族意识膨胀起来了。就说今后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一定要把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且要突出区域因素。民族因素跟区域因素来讲,区域因素我们要摆在首位,不能过分地去强调民族因素。这“两个结合”实际上丰富和发展了我们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五)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直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我们知道基层民主是占了我们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对他们的当家作主的权利的实现的保障,这是我的重中之重。那么我们根据刚才的表述,还是从这几个方面来着手。

第一着力点就是要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就是说农民是我们人口的大多数,占了有7亿多农民,对于他们的根本利益的维护与实现,我们怎么样来推进我们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这是个基本的途径。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广大农村已逐步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体系,构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农村基层直接民主政治格局。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怎么更好地推进它?我们要与精准扶贫脱贫和振兴新农村战略结合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我们已有的形式,并且探索新的形式,以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农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扶植我们的精准扶贫脱贫工作,来推动我们新农村建设。

第二是要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就是城市居委会的重点在社区,社区这是城市居民生活的空间。在城市,居委会是我国城市社区一种直接民主管理的重要的形式。尽管这么些年来城市居委会在调解居民纠纷、组织居民社会生活、丰富直接民主形式、方便群众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创造了很多有用的形式、途径、载体,但是面对新时代新的居民他有新的要求。刚才讲了他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生态、对环境、对安全的有更高品质的要求。这些东西就要求我们在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要有新的开拓,要有新的精神。同时我们居委会人才的培养也要跟上步伐,要有新的管理人才加入进去。

第三是要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职工直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形式。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国有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其他企事业单位我们都是要建立工会组织,实行各种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的职代会也好、工会也好,国有企业的职代会、我们的民营企业其他企业包括合资、外资企业里的工会组织,其实好多情况都形同虚设,处在一种边缘化可有可无的位置上。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中央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里面,重点提出我们党要对国企进行领导,党的全面领导包括对国企的全面领导。就是党代在企业里面的领导地位要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在党政领导下要充分完善发展好职代会的功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在民企在其他私人企业、外企这些里面,要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甚至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要建立党组织,进一步保障职工在企业里面的主体地位,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